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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汉代之后的士族门阀，也并非是取代了什么战胜了什么，而是在封建地主阶级之中，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形态，体现为高度的世袭，高度的垄断。隋唐之后的也就是在人才选拔机制上做了演进，也不是彻底的打破封建地主阶级。
最关键一点，任何的统治阶级上台，如果仅仅只是靠所谓的『竞争胜利』，那么无疑是非常片面的结论。
因为这所谓的『成王败寇』，忽视了合法性与社会基础。
统治阶级上台固然是政治军事斗争胜利的结果，但维持统治远不止于竞争胜利。它需要构建合法性、建立有效的国家机器、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或促进，至少不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，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稳定。
历史上许多通过暴力上台的统治集团，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些政权、还有施行领主奴隶大庄园经济的辫子，其统治模式未必比前朝更『先进』，甚至可能是历史的倒退破坏。所以说统治者胜利，不一定其就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或生产力发展方向。
故而，生产力是否先进，并不能成为统治者上台的前提，还需要考虑历史变革的复杂性。不能以『统治者胜利』来模糊了阶级内部的演变与阶级取代的区别，这种部分正确的论调，无疑是危险，且具备误导性的。
斐潜很清楚，古代华夏之所以会有一个超稳定的结构，并不是简单的『成王败寇』，而是小农经济基础、儒家意识形态、中央集权官僚体制、宗法社会结构四者的高度耦合和相互强化。在这种结构下，实现超越传统层级取代的制度跃迁极其困难，但并非完全没有思想的萌芽和实践的微澜。
比如王莽同学。
还有王安石。
以及明末清初的批判思潮与『启蒙』曙光……
